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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海南20年

时间:2021-09-04 18:22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在海南的一次民间问卷调查中,作家韩少功和亚龙湾等名胜一起,并列为热爱海南的12种理由。人们是怎么将一名作家与一个地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其中,与韩少功本人独特的姿态与内涵,与韩少功与海南20年的深厚渊缘,有着无法拆解的关联。 有人评价,韩少功是

  在海南的一次民间问卷调查中,作家韩少功和亚龙湾等名胜一起,并列为热爱海南的12种理由。人们是怎么将一名作家与一个地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其中,与韩少功本人独特的姿态与内涵,与韩少功与海南20年的深厚渊缘,有着无法拆解的关联。

  有人评价,韩少功是一位我们时代少有的深度参与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社会变革与实践的作家。他曲径幽深的人生轨迹,他对现实问题的持久敏感,让他无疑成为新时期以来一位无可替代的文坛领军人物。

  1988年春节,36岁的韩少功已经在文坛上声誉日隆。这一年,他带着妻子和8岁的女儿韩寒来到了海南。那个时候,海南初建省,虚张一时的经济浪潮让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人物的到来会在日后掀起了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次次论争,海南文学会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而令人刮目相看。

  为什么选择海南?韩少功说,他向往“一个精神意义的岛”。海南这片净土能让他远离尘嚣,隔绝人际关系的纠葛,在沉静淡泊的心境中潜心创作。

  “劳动股份制和高额利润,激励了杂志社成员空前的劳动热情,他们像疯子一样为公社劳动”

  这次南迁,韩少功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一个最完善的社会细胞。

  他把工作关系落户在正在筹备中的海南省作家协会,便着手开始谋划创办一份名叫《真实中国》(即后被定名为《海南纪实》)的杂志。根据他对市场的判断,杂志定位为纪实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新闻刊物,可能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这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是一个值得回味的事件。”2008年11月4日,韩少功在海口接受海南日报记者独家访谈时回忆,那时他30多岁正当血气方刚,编辑部由张新奇、蒋子丹等20多名文学上的朋友、同路人组成,成份单纯。他参考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理想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管理规则,又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

  1988年10月,《海南纪实》第一期出版了,创下了发行60万份的记录。“这本杂志发行到100多万份,要三个印刷厂同时开印才能满足市场需要,把我们自己都吓了一跳。”韩少功回忆。

  杂志除了一些“揭密”、“解密”的热点稿,还注重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和文化解析,一开始就展示出“守正出奇”的大气象,与“拳头加枕头”的其他地摊杂志拉开了足够的距离。诸多文学界与摄影界名家的参与,更促进了刊物在市场上的轰动,差不多在期刊出版领域里是一枝独秀。

  当时大量读者慕名到编辑部买杂志,由于那时没有面值50元和100元的钞票,工作人员收钱都收不过来了,因为不便收放,只好用袋装钱。许多书商为了争到《海南纪实》在某一地区的发行权,还托熟人提着名烟名酒和回扣来贿赂杂志成员,但大家都能保持清洁的精神,没有一个人拿好处,所有礼品全部交公,搁在办公室,直到主编倡议把它平均分配给每个成员,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公社精神。

  “我们没拿国家一分钱,却在一年时间里为 国家赚了几百万利税和固定资产。当时我们去交税,税务局说从未向杂志征过税,不知如何办,你们拿回去吧。我只好给出纳员一个命令: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你哭着喊着也要把这几十万税款交进去。这可能有点好笑?但确实体现了当时大家对海南的一份情感,一份责任心。”

  韩少功说,主编的敬业和劳动股份制以及杂志的高额利润激励了公社成员空前的劳动热情,他们像疯子一样为公社劳动,奔走于北京、长沙、广州、海口等城市之间。

  那份发行百万份的杂志,让刚建省的海南享誉海外。而杂志风靡全国的势头,让同仁们满怀憧憬,他们想象着将来事业的拓展和个人生活的灿烂前程。

  “钱导致人们的两种走向:有些人会更加把钱当成回事,有些人则更加有理由把钱看破。”

  1982年,29岁时就是湖南省青联副主席、省政协常委的韩少功,在人才济济的文化部门曾被当作“第三梯队”的人选考察。这可是人人都看得到的光明的仕途。但少功是一个性格独立,喜欢清净和思索的人,深知官场上复杂而等级分明的人际关系,并不利于这种个性的舒展。

  他曾给“科长”一词写下释义:“比副科长有更多机会和更多义务,对不好笑的话哈哈大笑。”

  继续下海经商成为一代儒商,对有过成功操作《海南纪实》的韩少功而言不是不可能。然而,经过《海南纪实》,钱的斤两对他而言如浮云掠目。

  “结束《海南纪实》,他留恋之余也如释重负,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太累,因为它当时发行册数破百万,太赚钱。”韩少功说,“钱导致人们的两种走向:有些人会更加把钱当成回事,有些人则更加有理由把钱看破。”

  在经历了一系列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成功以后,在一群忧世疾俗者实际上也要靠利润来撑起话题和谈兴的时候,在环境迫使人们必须靠利欲遏制利欲靠权谋抵御权谋的时候,韩少功突然明白了,“我必须放弃,必须放弃自己完全不需要的胜利———不管有多少正当的理由可以说服你不应当放弃,不必要放弃。”在当时的商场,竞争中免不了要涉及钱权交易。他想,不到没饭吃的那一步还是不干这种事为好。

  1989年底,韩少功回到了平静的书桌旁,重操旧业。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引起文坛轰动的作品,《南方的自由》、《海念》、《为什么还要写作》等内心独白,为他重新回到文学的领地先声夺人。

  “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这与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能否成为名作家实在没有关系。”韩少功说,与一般作为生存手段的职业不同,写作对于他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职业,是内在的使命感的召唤。但在这个时代,人内心虔诚的理想要么成为一种隐私,要么被当作一种笑料。不喜欢高调的他只能用隐晦的语言表达自己心底对于文学的灵魂交付。

  “海南的文学群体由此慢慢被外界所知,海南迅速改变了20年前文学小省的边缘地位”

  1995年4月,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叶蔚林届满退休,有关方面多次找韩少功谈话,希望他能够接任这一职务。他当时正在潜心修改《马桥词典》。省作协虽小,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但因为管理失制,差不多是个烂摊子,屈居在海口市和平南路省文联院子一间8平米的简陋的屋子里,连电风扇都转不起来。

  在文学的黄金时期1980年代,曾经发行60万份的协会机关刊物《天涯》,这时已经被人彻底遗忘。编辑几乎没有组稿,每期印个500册堆在墙角边,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100多份,剩下的最后都作为废品论斤卖给捡破烂的。编辑们“觉得自己简直像是提前退休了一般,有一种年华虚度的恐慌”(王雁翎《天涯故事》)。

  在整个机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韩少功终于接受同意出来当主席候选人。此时他40岁出头,可谓正当盛年。省作协下属的《天涯》,成为韩少功决心投入精力的首要工作。

  现任《天涯》杂志社社长孔见说,1990年代流行的拒绝崇高、嘲笑神圣的风气,以及纵私欲侵公义、争权利避责任的种种世相,韩少功就此提出了“立心立人立国”的办刊中旨。

  1995年5月,《天涯》改版。韩少功要求从文体上突破“纯文学”的框架,把《天涯》办成一本真正意义的“杂”志。

  “《天涯》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天涯》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承担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孔见认为,在当时,这样的高昂的姿态实不多见。

  韩少功回忆说,由于《天涯》所受到的市场压力,他不得不经常警告编辑们不要办成一般的学报,应该是每期一盘的专题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较能接近一般读者的兴趣和理解力。

  有一个让编辑部同仁说起来好玩的事情。1997年《特别报导》栏目开办时,作为抛砖引玉式的引导,第一篇特别报导以亚洲金融风暴为题,由韩少功试着偷偷炮制。整整一个星期,书房里满地剪报,他从几大堆搜寻来的境内外报刊当中提取了近两万字的精粹,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惊险故事和旅游地图。笔名“雷斯”就是“累死”的意思,“范闻彰”则是“(示)范文章”的意思,是一句办公室里的自夸戏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竟被好几家报纸连载,国家财政部的官员还打来电话要找“范闻彰同志”切磋和探讨,吓得少功让编辑赶紧回话称范同志已经“出国访学”以作遮掩。

  《天涯》改版当年被《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件大事之一;1998年10月,在“上海在线”网上发布的“东方书林之旅”图书排行榜中,《天涯》是上榜图书中的唯一一份杂志。

  直到今天,读书界仍流传“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口碑。由于《天涯》实际上所起的思想、文化启蒙的作用,它在中国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文学界。正因为有了《天涯》,有了一个很好的思想阵地,海南的文学群体才慢慢被外界所知,海南作家群的整体文学地位和自信力在提升,海南迅速改变了20年前文学小省的边缘地位。 (下转B4)

  “进入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对现实的热情少了,对底层的关注也显得勉强,文坛的浮躁之风沉渣泛起。”作为一种倡导一种对抗,韩少功保持着他的行者姿态,到农村去做调查,了解“三农”的现状,甚至过起乡村人的生活,以此来保持他良好的创作状态。

  2001年,韩少功辞去省作协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的职务,到湖南省汨罗县贫困山区的一个自然村,依山傍水而居,过起了养鸡种田的生活。如今,他过着“春夏种豆南山,秋冬奔走红尘”的半隐居生活,每年几乎一半的时间当“业余农民”,另一半时间则赶回海口处理繁忙的公务。

  “中国69%的人口和90%以上的土地还在农村,这是更严峻的现实,更值得作家们关心的现实。”他说。

  “我们提倡文化人超越自己所谓精英地位的局限,关心现实和人民。当然包括关心农村。这并不是说文学一定能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提供灵丹妙药,但不关心社会现实的文学一定有病,一定缺血。”韩少功鼓励作家深入到基层中去,克服一些浮躁心态。对此他做到了身体力行。

  正如孔见所说,玩味辩证法颇有心得的韩少功,总是喜欢在相反的两极之间寻找安身立命的区域,让自己的心活络起来,不至于被一些观念绑架。于是,作为一代思想者、名作家的韩少功和作为普通人的少功,都活得游刃有余,平凡中显出不平凡。

  如今身为海南省文联主席的韩少功,以自己创作的极其丰厚和经世致用的湖湘精神,在海南继续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作一种社会试验来完成,当作一种文学体验来实践。韩少功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中国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汉族,现居海南。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汩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后任湖南省《主人翁》杂志编辑、副主编;1985年进修于武汉大学英文系,随后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8年迁调海南省,历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

  2000年:《马桥词典》入选海内外专家共同推选的“二十世纪华文文学百部经典”。

  韩少功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他在法国出版的小说集《山上的声音》也被法国的读者推选为“2000年法国文学十大好书”。对这两件事情,韩少功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曾说:获得奖章,表明一部分法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当然让我高兴。我有法文版的6本书,但大多出现在巴黎偏僻的书架,我对这一点很清楚,因此没有什么可牛的。即使得奖也不见得就是名副其实。

  一个作品的价值,并不等于社会所承认的价值。我们知道,连诺贝尔文学奖有时都评得让人不以为然,评成了“统战奖”、“扶贫奖”,一洲轮上一个,轮了就轮,如此等等。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可惜中文地位在国外也不够高,中国文学就不大容易被国外读者了解。这没有关系。

  中国首先需要好的作品,而不是首先需要作品出口,进入什么“8强”或者“16强”。中国有13亿人,加上海外华人,已经是一个大的“世界”了,足够让我们“走向”一下了。 (岳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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